2008年教师节后的反思之二

       应当公平、公正的对待广大教师

教育的公平既是社会公平的起点，也是社会公平的重要标志。但是，人们在强调教育的公平时，却往往忽略了对待教师的公平与公正。

学生教育本身是学校、家庭、社会的共同责任。但是，时下不少人却把学生身上太多学校教育和管理外的无限大的责任推给了学校和教师，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目前所存在的“以钱择校”、“以钱代学”、“以钱选干”、“以钱代考”、“以钱评优”、“以钱保送”、“以钱买学位”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发生，究竟是谁之过？其实，谁都知道，父母是未成年学生的法定监护人，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养子不教父母过”这句民间口语，己经十分清楚的道明了家长在对学生教育的问题上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如果人们冷静、客观地去认真分析目前发生在学生身上的一些问题，则不难发现，其中有不少问题是源于家庭和社会。在中、小学生中所反映出来的痴迷网吧、吸烟、酗洒、群殴、下暴等一些列严重问题，究竟是教师的责任还是社会的责任？我想答案应该是清楚的。但是， 广西省教育厅的一位副厅长却说：“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教不好的先生”；重庆巴川中学的校长也在重庆市主城区的大街通衢打出了类似的巨型广告。笔者只想问一句：教师的教育是万能的吗？如果是，国家为什么还要公、检、法？如果是，为什么国家不废止死刑？人们起码应该懂得，学校和教师唯一拥有的权力是教育，而作为国家机器的各级权力机构，却拥有生、杀、予、夺之权。但是，面对世风日下、道德沉沦的社会现实对青少年的毒害和影响，人们为什么不去问责国家机器的各级权力机构、行政机构，却要来问责中、小学教师，这公平吗？人们应该看到，没有教育是万万不能的，但是教育也不是万能的。如果连这样一点起码的常识都不具备，还有什么资格来领导教育？还有什么资格来当校长？

对教师的不公平还表现在城乡教师待遇上的地区差异。现代教育界有人认为，城乡教育差异的源头不在于学生先天条件的差异，因为学生的先天差异并没有因为城乡的区别而严重差异，而是由于师资力量的分配不均衡导致了教育质量的隐患。造成师资力量不均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教师待遇的不公。以大城市带大农村的重庆市为例，占全市三分之二以上的农村教师的经济待遇与市直属中、小学的教师经济待遇相比较，前者的收入恐怕还不及后者收入的二分之一。农村地区以及教育落后的非农村地区的教师待遇普遍低于城镇教师的待遇，这不仅滋生了农村教师向城市学校迁移的思想，而且也严重地打击了这些地区的老师的工作积极性。

在教育系统内部，学校与学校之间、教师与教师之间不公平的现象极为严重。少数“重点学校”、“示范学校”不仅没有发挥好带动广大一般学校的作用，相反还给量多、面广的一般学校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少数学校与绝大多数学校之间，以及少数教师与绝大多数教师之间的这种极不公平的社会现象，不仅败坏了教育的形像，影响了教育的健康发展，而且也严重地挫伤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以重庆市为例，遭至社会强烈谴责的巨额择校费是发生在市属重点学校和示范学校；不受“三限”约束，疯狂扩招的也是市属重点学校和示范学校；凭借资源优势，不惜以“重金”到全市各区、县去抢生源、挖“优生”，以剽窃一般学校的教育成果来提高升学率的还是市属重点学校和示范学校；与开发商相勾结，出卖学校资源，修房建屋，建立“校中校”和“校外校”的仍然是市属重点学校和示范学校。少数学校的劣行，让教育蒙羞，让广大教师挨骂，这公平吗？而且重点学校和示范学校的教师住房、子女入学等问题一般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其经济收入也远远高于一般学校的教师。 在教育系统内部和在教师队伍中所造成的这种人为的不平等的地位和同工不同酬的巨大差异，严重地挫伤了广大普通中、小学校和在这些学校从教的广大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在学校内部所实行的“校长负责制”，其实在不少学校己经蜕变成了“家长制”。校长说某个教师行，不行也行；校长说某个教师不行，行也不行。有的校长利用聘用制，大搞任人唯亲，要谁应聘，要谁下岗，全由其一人钦定。现在不少学校对教师实行以百分量化的考核，并以此作为上、下岗的依据。校长等领导一般都掌控了至少20分以上的打分权，而教师辅导学生象参加国家奥林匹克学科竞赛获奖这类卓有贡献的显著成绩才加1分。由此可以看出，校长的确“重拳在握”，想打谁就打谁。现在奋斗在教学一线的教师天天累死累活，而不少学校的领导却潇洒快活。教师要是敢于监督校长，或者要是敢于揭发校长的腐败，校长就用“下岗”来威胁教师， 这己经是不争的事实。实质上，在不少学校，校长利用“校长负责制”，己经将国家的教育资源变成了校长个人的私产。校长与教师之间这种极不公平的主仆关系，极大地伤害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时下人们痛心疾首地所声讨的教育腐败，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校长为首的一批学校掌权者的腐败。

    在学校内部，由于“官本位”的思想阴魂不散，行政、后勤人员则往往利用其所掌控的人、财、物等权力，不仅占实惠、捞好处，而且还常常凌驾于教师之上。身处教学第一线、整天面对学生苦干的教师，不仅无利可图，而且还常常受到管理部门领导的斥责和普通员工的刁难。目前，教师在学校地位低下的程度，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前不久，刘斌夫针对某大学的真情实景写了一篇文章，其标题是《有感于四十个教授争一个处长》。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40个教授，争抢1个处长官位。学问与官位，孰轻孰重？在官本位的语境下，谁不以后者为先？他指出，而今的大学，实则是一个深似雾海的官场，凡事不以学问为荣，而是以官职为贵。在大学里老实做学问、老实教书育人的，多被当成、或者自己也认为是“傻帽”。如果没有一官半职，课题研究经费很难拿到，得靠自己像草台班子歌手赶夜总会那样，四处跑场子讲课，几百、几百地去苦挣苦攒。更何谈地位、车马、吃香喝辣、住高档洋房。价值观念如此倒悬，长此以往，大学将不大学。在中、小学，也有不少教师，其中尤其是中青年教师，甚至包括优秀中青年教师也纷纷要求调到管理部门，那怕当一个保管员、小干事也在所不惜。显而易见，如果不把“官本位”的阴魂驱除出校园，中国的教育必将走向堕落。

对教师的不公平还表现在学校内部因学科的不同而造成的教师与教师之间的不平等差异。在不少农村地区和部分城市学校，出于追求升学率的目的，往往轻视非升学考试的学科。有的学校为了追求升学率，甚至刻意加大语文、数学等学科的课时和削减史、地、生、体、音、美等学科的课时。学校学科间的这种不平等地位，必然造成教师之间地位上的不平等和经济待遇上的巨大差异。这种不公平现像的存在，显然也必将挫伤相当大的一部份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对待广大教师所反映出来的种种不公平现象，难道不应该引起人们的反思？我们的各级政府、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岂能视而不见、耸耳不闻？是否应该本着求真务实的精神，以实际行动来解决这些对待广大教师极不公平的现实问题？

(注：本博文系笔者原创)

2008年教师节后的反思之一

                    尊师应当重在行动贵在落实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尊师重教，尊师为先。

尊师的提法，可首推《礼记·学记》中的论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严师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意即在教育问题上，难得的是尊师。只有尊重教师，才能重道；只有重道，才能使人重视学习，重视教育。关于教师的地位问题，荀子在《礼论》中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荀子把天地君师相提并论，由此可以看出他对教师的高度重视。另外，他还认为：“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亡，必贱师而轻傅。”据此，他得出的结论是：“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无师法者，人之大殃也。”韩愈在《师说》中也指出，教师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人。他还告诫人们：“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他鄙视那种“耻学于师”的愚玩行为，着力宣传了尊师及从师学习的重要性。

由于先哲们的倡导和影响，古往今来，凡有远见的政治家和学有所成的名人、学者都极为重视教师的作用和对教师的尊重。史书记载和民间流传着许多脍炙人口的尊师佳话。《文苑英华》上说，汉朝的苏章“负笈求师，不远千里”。《后汉书·李固传》中亦说，“李固少好学，常步行寻师，不远千里”。宋朝的杨时，为求教于程颐而“程门立雪”的典故，至今仍被人们传为美谈。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一直称颂他的老师徐特立：“过去是我的老师，现在仍然是我的老师，将来必定还是我的老师”！从而为我们树立起了一代尊师的风范。为了“拨乱反正”，继承和弘扬尊师重教这一传统美德，1985年１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确定，每年9月10日为中国教师节。自此以后，一个全社会尊敬教师、崇尚教育的风气又重新开始在神州大地逐步形成。

时下人们普遍一致认同，教师是立教之基、兴教之本、强教之源。没有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就没有高质量的教育。 胡锦涛总书记曾在2007年的“8.31”讲话中指出：“ 教师是人类文明的传承者。推动教育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教师是关键。没有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就没有高质量的教育。尊重教师是重视教育的必然要求，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具体体现。要进一步在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把广大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好地发挥出来。”

同时，胡锦涛总书记还着重指出：“要采取有力措施，保障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维护教师合法权益。要随着经济发展不断提高教师待遇，依法保障教师收入水平，完善教师医疗、养老、住房等社会保障。要特别重视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千方百计帮助农村教师排忧解难。要满腔热情关心教师，努力改善教师的工作、学习、生活条件，为教师教书育人创造良好环境。”

由此可见，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所要求的对教师的尊敬和尊重绝对不是一种姿态、一个口号，而是要求要为教师干实事，干好事，要真抓实干，要重在行动，贵在落实。

但是，面对现实，人们则不难发现，在尊师的问题上却还存在着不少与党中央的声音极不协调的另样情景。

教师节的庆祝活动在不少地方己经流于形式，这是不争的事实。

人们通过媒体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一些地方官员除了借教师节作“政治秀”、“萤屏秀”，召开一些可有可无的会议，讲一些假、大、空的“套话”之外，几乎都很少谈及与教师们切身权益相关的热点问题。

2008年教师节的主题是“学习英模教师，弘扬伟大师魂”。这一主题的确定，毫无疑义是非常正确的。谁也不会忘记，在四川汶川发生里氏8.0级地震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是谭千秋、 向倩、 翟万容 、袁文婷、 周德祥、 向丽 、张米亚 、张辉兵 、汤宏 、苟晓超等一批优秀的人民教师，放弃了自己生的机会，一次又一次的从即将倒塌的楼房中救出了自己的学生，是他们用那雄鹰展翅般的姿态把学生楼在怀里，用孱弱的躯体保护了学生。学生得救了，可是他们却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用惊天地、泣鬼神的无疆大爱，为“人民教师”这个职业作出了最好的诠释，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实现了对社会的承诺，体现了教师的职业道德，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在中华民族的教育史写下了令天地动容的悲壮历史篇章。英雄己逝，师魂不朽。“学习英模教师，弘扬伟大师魂”，理应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弦律。

但是，作为各级地方官员，特别是作为地震发生地的各级地方官员，在教师节号召人们“学习英模教师，弘扬伟大师魂”的时候，你们是否结合实际去思考过：为什么在地震中会有那么多中、小学教学楼垮塌？为什么在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舍生抢救学生的几乎都是教师？为什么在第一时间抢救学生的现场很难看到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官员的身影？你们是否结合自身的工作实际去认真反思过，在这些英模们活着的时候，你们在政治上、工作上、经济上、生活上究竟给了他们多少关心、支持、理解和邦助？你们知不知道在与世长辞的英模教师中的大多数都是中、青年教师，他们承载着上有老，下有小的沉重家庭负担，过着十分拮据、窘迫的生活，在他们壮烈之前，也许他们还在翘首以盼，寄希望于你们能为他们调工资？你们的内心深处有没有愧疚感和负罪感？你们想没想过面对现实应当以怎样的实际行动来告慰“伟大的师魂”？你们想没想过对现在仍然还活着、仍然还艰苦拼博在教育第一线的教师们应该实实在在的做点什么？

不可否认，在教师节倡导弘扬新时期人民教师的高尚师德，进一步增强教师职业的光荣感、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跟教师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的同时，各级地方政府是否更应该按照党中央的要求，以真抓实干的实际行动，为教师干点实事和好事，把与教师切身利益相关的各项具体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注：本博文系笔者原创)

    毒奶粉事件在拷问企业的社会责任

     香港《东方日报》于2008年9月21日以《软实力虚无缥缈，挽信誉才是根本》为题，报道美国国会日前出台了一份长篇报告。该报告详细比较了美国和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并且认为在过去的十年，中国的软实力通过外交、经济、文化和其它非强制性力量所获得的全球影响力有所增长。有专家认为，这份报告反映出了美国对中国软实力相对上升的焦虑。

    但是，当人们还没来得及为这份报感到高兴时，即爆发了震惊世界的毒奶粉事件。这一事件不仅令国人蒙羞，同时也让世界对中国食品、中国制造失去信任。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已在近日发出警告，要求国民不要食用来自中国的奶粉制品。新加坡农业粮食与兽医局在9月21日公布，一批产自中国上海的大白兔奶糖受到三聚氰胺污染，呼吁公众不要购买食用。当局警告当地零售商和进口商务必回收所有来自中国的牛奶和奶制品，并确保所有产品已经下架并停止售卖，如果食品零售商和进口商没有下架和继续出售被禁的中国牛奶和奶制品，当局将依法检控他们。甚至连非洲的坦桑尼亚也宣布禁售包括酸奶、冰激凌粉和巧克力等在内的所有中国奶制品。仅在过去的一年半的时间里，就有中国出口美国宠物食品添加剂、中国出口巴拿马牙膏原料，以及今年上半年的日本“毒饺子”等风波出现，虽然在这些风波中有真有假，但无一例外地都引发了全球的关注。中国经过多少年艰苦努力所取得的软实力，也因此而受到巨大的伤害。

    毒奶粉事件不仅严重地败坏了中国以人为本、诚实守信的国际形象，而且也让数以千万计的母亲处于惊恐之中，同时也让数以亿计的人们为担忧食品的安全而惶煌不安。这种为了商业利益而不惜牺牲公众健康与安全，甚至连婴儿都不放过的罪恶行径，是道德的沉沦，是人性的泯灭。

    毒奶粉事件不仅警醒了人们应当去重视传统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的回归，同时也唤醒了人们更应该全面地从深层次的角度去拷问企业的社会责任。

    仅据笔者现在所掌握的资料表明，目前中国大多数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的问题上所存在的缺失，其严重程度，已经足以从根本上影响到中国和谐社会的建立。

    笔者两年前曾通过搜寻“百度”网发现，与“黑心煤矿”相关的信息条目竟多达127000余条，与“问题食品”相关的网页竟多达76900余篇，与“劳动纠纷”相关的信息条目竟多达69600余条，与“合同纠纷”相关的信息条目也高达392000余条。除此之外，还有其它一些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相关的数不胜数的新闻与报道。

    中国不少企业不讲商业道德，其严重程度已经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颁布与实施已经十多年了，但是时至今日，充斥于市场的假冒伪劣产品却仍然随处可见。仅仅是政府部门所追查的假冒伪劣产品竟己达到了数千种之多。层出不穷的假奶粉、苏丹红、吊白块、瘦肉精、地沟油、毒火腿、注水肉、毛发酱油、假保健品……，已让今日中国的老百姓不敢放心的吃；防不胜防的假电器、冒牌百货、劣质家具、有毒装饰材料……，已让今日中国的老百姓不敢放心的买；坑农害农的劣质农药、假肥料、假种子……，已让不少农民为之倾家荡产，难以生存。目前，在美国、英国、苏黎世等大型拍卖市场上，作为民族文化瑰宝的中国画已经被拒绝拍卖，其理由是中国画中的假画太多。无数事实说明，由于不少企业“纯粹为了挣钱”，而不讲企业的商业道德，不讲企业的社会责任，其严重恶果已经直接危及到了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国际信誉。

    中国不少企业在生产安全和职业健康的问题上往往无视生命的价值，视生命若草芥。据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统计，在2004年全年，全国仅工矿商贸企业因安全事故死亡的人数就多达16497人。其中，有6027人是被“黑心煤矿”直接夺去了生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对全国2004年全年事故死亡人数所作的统计表明，全年事故死亡人数低于1000人的，仅只有海南、西藏、青海和宁夏四个省区。中国不少企业的员工缺乏休息和职业健康的保证，这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国际劳工组织的网站上，对于此类问题已作了大量的披露。例如，其中谈到，中国有的加工生产企业在赶制订单的季节，竟然可以强制员工超负荷劳动12小时以上。中国企业员工的生产安全、职业健康，已经成为了当今中国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在维护社会环境方面，由于中国绝大部分企业至今还处在“纯粹为了挣钱”的阶段，因此缺乏社会公德，造成了中国越来越大的环境污染压力。据统计，在全国的500多个大、小城市中，大气质量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标准的不到1%。兰州、太原、北京、重庆、贵阳、鞍山、成都、广州等8个城市早在1998年就被列入了世界卫生组织所公布的世界10大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中。中国全国的酸雨面积已超过了国土面积的29%。中国全国排放的污水量已超过了360亿吨，70%的河流被污染，50%的地下水被污染，很多城市和城镇已经处于垃圾的包围之中，一些有毒废弃物的排放和泄漏，已经给人民的健康和耕地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耕地被污染的面积已多达2000万公顷，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5%。中国每年因企业生产所排放的废弃物污染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至少在2000亿元人民币以上。

    企业社会责任的严重缺失，同样表现在对待社会资源的问题上。由于不少企业往往采取竭泽而渔的手段，凭超支自然资源来达到至富的目的，因此，中国矿产资源、森林资源、水资源等自然资源所遭到的破坏和所蒙受的损失，不仅已经祸及当代，而且必将累及子孙。

    造成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企业的外部环境而论，由于国家体制所存在的缺陷、制度的缺失和立法的不健全，以及国家执法、监管部门的执法不严、监管不力等多方面的因素，在客观上为企业不讲社会责任，不承担社会责任开了不少方便之门。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的地方官员，为了追求政绩，不按科学发展观办事，大搞形式主义，大做表面文章，盲目追求GDP的增长率，对企业优劣的评价只看纳税的多少，而不问其所应当履行的社会责任，至使其所在地的广大民众在折迁安置、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义务教育、生活环境质量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更有甚者，有的地方官员竟然为了中饱私囊，不惜牺牲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大搞“官企勾结”，“官商勾结”，根本无视企业的社会责任，甚至还反其道而行之。就企业自身而论，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绝大多数非公有制企业的前身几乎都是个体的家庭作坊式企业，都或深或浅地打上了小私者自私、落后、狭窄、保守的烙印。尤其是在原始资本积累的阶段，他们往往不择手段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为唯一目的。在完成了原始资本的积累之后，这类企业又往往把扩大再生产和追求企业的规模效益置于首位，并把追求“股东利益的最大化”作为企业的唯一奋斗目标。作为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公有制企业，也往往认为实现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就是体现了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甚至连政府主管企业的经济部门也往往只考核其所管企业的经济指标，而不问其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这种历史的局限性和认识上的片面性，是造成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内部重要原因之一。

    不少有识之士已经充分认识到，企业社会责任的健全与缺失，将直接危及到企业的成败，将直接影响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将直接关系到和谐社会的建立。

    在沃尔玛的中国网站上，人们不难发现，要想成为沃尔玛的供应商，就得必须首先填写它所制定的申请表，而且只有达到它表列中的社会责任标准，才有机会取得订单，才有可能成为它的合作伙伴。在当今世界，企业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企业竞争规则中的重要规则之一。目前世界上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干预诸如“员工福利”这样的“内政”。甚至企业在向某些外资银行申请贷款时，企业在所提交的申请资料中，也必须要有企业在从事“社会公益事业”方面的相关情况介绍。

    企业应当全面地履行社会责任，这也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客观需要。早在1987年，以挪威首相布伦兰特夫人为主席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所出版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和1992年6月，在里约热内卢所召开的、有102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参加的178个联合国成员出席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就对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做了全面探讨。其定义是：“持续发展是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威胁”。这种观念既强调“代际公正”，即当代人不损害后代人的利益；又强调“代内公正”，即一部分人的发展不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可持续发展要求社会关注合理开发资源、讲究生态效益、注重社会平等、转变增长方式。

    企业的社会责任，这是时代的呼唤，也是人民的呼唤！

         闲话交朋结友之道

     今日中午，应朋友之邀，在解放碑杨子岛共进午餐，几杯茅台之后，话题转到了交朋结友之道。有几位老板朋友在酒酣耳热之际，禁不住畅谈起自己人生起伏的经历。虽然最终他们不管是按“明规则”或“潜规则”办事，似乎都实现了自已“条条道路通罗马”的“辉煌梦想”，然而在最后，他们仍然还是都发出了“世态炎凉”感慨。

    其实，在他们发出这番慨叹的多年前，我就曾用调侃的方式跟他们中的好几个人讲过经我“篡改”后的一幅民间联语：“穷在路边无人问，羊羔美酒，竟请不到至爱亲朋；富在深山有远亲，咸菜稀饭，却引得来狐群狗党。”

    论及交朋结友，对此古人早己有层次之分。最底一层者是以吃喝和以个人利益为目的的“小人之交”，即通常所说的“酒肉朋友”。这类“朋友”正如冯梦龙在《古今小说.吴保安弃家赎友》中所作的评价：“酒肉兄弟千个有，落难之中无一人”。次之者为以情义为基础的君子之交，如“瓦岗寨”、“水浒”、“桃园三结义”一类。这类朋友原则上是以交情和友谊为纽带，一般多为“绿林好汉”、“江湖中人”。时下也广泛适用于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交往较为亲密者。

    第三个层次为“知音”，即如骆宾王在《萤火赋》中所言：“响必应之于同声，道固从之于同类”。这类朋友诚如“高山流水”中的伯牙与钟子溪的友谊。对此，在《列子.汤问》中有如下一段记载：“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另在《西厢记.北堂负约》中也有涉及“知音”的如下名诗一首：“一曲瑶琴试探心，莺莺小姐是知音，高山流水千年调，管取文君侧耳听”。此外，在马致远的《任风子》二折中，也留下了“高山流水知音许，古木苍烟入画图”的名句。至于电影《知音》中的蔡锷与小凤仙的传奇故事，则更是让人对“知音”这一交朋结友的概念有了更多的直观认识和了解。

    比“知音”高一个层次的朋友则是“知心”。冯梦龙《警世通言》卷二中的所谓“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即形象的说明了“知心”之难求。不仅“知心”难求，而且对于“知心”一词，即使遍查辞书，搜罗古今中外名人名言，也很难找到有谁曾给它下过一个确切的定义。但我认为，人们通常所说的“心有灵犀一点通”，这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对“知心”内涵的一种最简单的概括。所谓“心有灵犀”，即如陶渊明在《拟古九首》中所云：“出门万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相醉，不在接杯酒”。另外，也如韩愈在《徐泗豪三州节度掌书记厅石记》中所言：“蔚乎其相章，炳乎其相辉，志同而气合”。然而我认为，作为“知心”最为贴切的注脚，莫如徐懋庸在其《打杂集.友谊与正义》中所说：它是同一个灵魂寄在两个躯壳中。这一比喻，简单明了的诠释了推心置腹的朋友在精神上的一致与交融。

    比“知心”更高一层的则是“知己”。这类朋友不仅止于“知音”、“知心”，而且还能够做到贫富相依，生死相随。诚如《后汉书.朱穆传》所云：这类朋友能“共舆而驰，同舟而济，舆倾舟覆，患实共之”。另如冯梦龙在《东周列国志》第十六回中所说，这类朋友能“居者同乐，死则同哀，守则同固，战则同强”。故王勃在《杜少府之任蜀州》一诗中给世留下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千古名句。只是因为后世不少人未能理解这句诗的深刻内涵，而将其泛化。

    朋友不仅有层次之分，而且交友尤需谨慎。明代吕德胜在其《小儿语》中说：“要成好人，须寻好友”。在《论语.季氏》中记载有孔子所说的这样一段话：“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诚实)、友多闻，益矣；友便辟(逢迎谄媚)、友善柔(当面奉承)、友便佞(花言巧语)，损矣。”由此可见，交友与人生的得失关系重大。因此，贾岛曾在其《送沈秀才下第东归》中有云：“君子忌苟合，择交如求师”。著名教育家张伯苓也曾说过：“与善人相处，则不失为君子，与恶人相处，则流而入于小人”。在中国民间也长期流传着“居必择邻，交必择友”和“宁可孤独，不可与坏人为伍”的说法。

    交朋结友是人生经历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交友之道，首先在于要弄清楚交友者的目的。《战国策.楚策一》中谈到：“以财交者，财尽而交绝；以色交者，华(花)落而爱渝(改变)”。 另在隋朝王通的《文中子.礼乐》中也谈到：“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此外，如《史记.郑世家赞》中也谈到：“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怀着不良目的的交友，则正如明朝张萱在《复刘冲倩书》中所说：“今日乌合，明日兽散”。故“势利之交，古人羞之”(语出刘义庆《世说新语》)。

    其次，交友之道还重在朋友之间的相互以诚。汉代杨雄曾在《法言.学行》中指出：“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将此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则是说：如果朋友之间不是从内心相交，那就只能算是表面上的“朋友”。 这种朋友正如晋代傅玄在其《何当行》中所说：“外合不由中，虽固终必离。”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这种不是发自内心的，而是仅从表面上结合起来的朋友，虽然看起来似乎很牢固，但最终必然分离。

    再其次，交友之道还贵在朋友之间的相互重情。朋友之间最重要的纽带是感情。而且这种朋友之情一定要经得起时间和人的经济社会地位变化的考验。沈从文于1980年在美国讲学时，在与他50年前的老友、原哥伦比亚大学中文系教授王际真谈到他们与不幸早逝的徐志摩之间的友谊时，曾不无感慨地说：“人的生命会忽然泯灭，而纯挚无私的友情却长远坚固永在”。司马迁在《史记.汲郑列传赞》中曾经谈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现)”。

    此外，交友之道还需要懂得朋友之间的相互宽容。正如韩愈在《原毁》中所说：要有“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的胸怀。也就是说，对自己的要求应该严格全面，对朋友的要求则应该宽厚而简单。与朋友相处，虽然有高低智愚之别，但要有“君子贤而能容罢(音“疲”，即疲弱无能)，知(即“智”)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精粹)而能容杂“的思想境界。朋友之间，应当“记人之善，忘人之过”；“记人之长，忘人之短”。

    交友之道还需注意，切不可时过境迁，喜新厌旧。对待朋友，切不可象对待一件衣服，高兴时穿上，不高兴时则脱掉，将其弃之一旁。《晏子春秋.内篇杂上五》云：“衣莫若新，人莫若故”。我在跟朋友闲暇侃谈时，曾即兴提出过一个“四交、四不忘”的交友原则，即：“交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交了大朋友，不忘小朋友；交了富朋友，不忘穷朋友；交了女朋友，不忘男朋友”。

    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孤单只影，而且总是要交朋结友，总是想找能与之倾述的人谈谈心，总是希望有人能与之共享欢乐与分担痛苦。但是正如己故著名京剧艺术表演家盖叫天所言：“名师难求，好友难逢”。在《红楼梦》第五十七回中，也有“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的慨叹。看来，交友之道绝非我这篇“小儿科”的文章所能说清道明。既然如此，那么我也该就此刹笔了。

______《流逝的岁月》(代序)

    当编完《流逝的岁月》这部近30万字书稿的最后一篇文章时，虽然我有如释重负之感，但却又深感心情万分沉重。回味书中所收入的每一篇文章，每一份资料，每一帧照片，无不令人思绪万千，心潮翻滚，难以平静，可以说，在我所涉猎的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书籍中，很少有一部书能如此发人深省，震撼人心。

   《流逝的岁月》是一部文史资料类书籍，但读来之所以如此动人心魄、感人至深，源于它是历史的真实写照，是以一代人的青春在为历史作证，源于书中的作者都是以他们自己亲历、亲见、亲闻的真实感受，在述而不评的悄然中，客观地再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情景。《流逝的岁月》没有知青文学作品式样的自伤、自恋、自命、自怜的情殇，没有傲世独立、青春永驻、英雄无悔的豪壮，没有描绘、渲染的历史虚构，而是以朴实无华的文字，翔实的历史资料，真实感人的鲜活事例和新时代的理性思考，去展现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让人们自己从中去领悟，去进行深刻的历史反思。《流逝的岁月》还有别于其它知青史书类书籍，它既非编年体，也非记传体，或记事本末体，而是以一个地区，从不同的层面，用无可争辩的史实和以大量当事人的切身经历，去生动地再现了上个世纪60年代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那场旷古空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作为一段历史，它仿佛已经如同一道落满尘埃的历史折皱，被搁置在人们的记忆深处。但是，从“存史资治” 的角度来看，对于那场曾经牵动过亿万人心，涉及一代人青春，在中国当代史上产生过重大历史影响的社会运动，人们没有理由任其尘封。尤其是对于那些曾经亲身经历、亲眼目睹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人来讲，要让他们彻底地遗忘那场以青春的付出为代价、令人刻骨铭心的运动更是不可能的。历史是不应忘却的。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个在几十年风风雨雨中经历了不少挫折，走过了不少弯路的民族来说，时时聆昕历史的回响，从中吸取教训，获得启迪，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

    数十年前，当气质浪漫的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书房里构思了称之为“再教育”的革命创举，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号召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以排山倒海之势，在全国迅速展开。《流逝的岁月》所收人的l968年12月22日的新华社的一篇电讯稿，向人们生动地展现了当时的情景 :

    新华社北京二十二日电，伟大领袖教导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毛主席这一光辉的最新指示，极大地鼓舞了正在深入开展两条路线斗争史的学习运动，胜利进行斗、批、改的全国亿万军民……。咋夜，当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以及传达这一指示的《人民日报》重要编者按和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人民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的消息传到全国各地后，全国的城镇、农村、牧区和海岛，到处是一片欢腾。在震憾夜空的欢呼声、锣鼓声和鞭炮声中，各地军民抬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画像和最新指示的语录牌，挥动红宝书，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在欢腾的海洋里，人们唱出了热情洋溢的诗歌 :“北京传来大喜讯，最新指示照人心。知识青年齐响应，满怀豪情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战天斗地破私心。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大批年轻人怀着“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笃定政治信念，和“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浪漫情怀，以及“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光荣梦想，星星点点地散落到了广袤的乡村。仅重庆市市中区(今渝中区)这样一个当时总人口不足50万人的城区，从1969年到1977年间，其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总人数就多达8万2千6百人。另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至1978年结束，在全国有17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下农场、赴边疆、进草原……。

   “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这在当时是最时髦的语言。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表决心的动员会上，处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几乎所有的人都不乏豪言壮语，但就其内心深处而论，却并非全然如此。尤其是当他们真要告别家乡，告别亲人，奔赴农村之际，虽然其中的确不乏义无反顾、壮怀激烈者，然而就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而论，却也不同程度地流露出了迫于形势的无奈。《流逝的岁月》一书中所收入的一首名为《扬帆远航》的知青歌，从一个侧面真实地揭示了当时这一部分知识青年的心景：

  “坐上大统仓(注：轮船散仓，即最次的仓位),含着眼泪离家乡，儿要把农民当，告别亲人爹和娘，心酸的眼泪湿衣裳。船儿呀，你慢些走，让儿好好看看爹和娘。汽笛响，岸上的人儿把手招，眼泪湿衣裳。告别亲人爹和娘，船儿行好远，眼泪流好长。船儿呀，慢些走，让儿回头看看故乡，看看故乡。”

    在《流逝的岁月》一书中所收入一篇题名为《码头上那一片喧闹声》的文章中，更让人看到了当时撕心裂肺的历史一幕：

   1969年6月23日凌晨，朝天门码头聚集着黑压压一片人群，重庆市市中区 (今渝中区)到涪陵地区酉、秀、黔、彭的首批知识青年都在朝天门码头同一天登船。“一声汽笛，震撼夜空，知青们开始上船，霎时，朝天门码头一阵躁动，喊爹呼娘，哭天喊地，呼儿唤女，呼天呛地，喧闹声惊天动地。长江三岸夜寝的人们也被那揪心的码头喧闹声惊动得难以入眠”。

    在书中所收入的其他作者所写的文章中，同样也说明了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作为历史的真实，决非如同当时有的文章所描写的那样，充满了史诗般的豪壮与田园牧歌式的浪漫，更多的是悲壮与悲凉。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在当时，几乎是每一个人反复诵读的主题词。但当知识青年到了农村之后，他们才真正感受到了对“广阔天地”的美好憧憬与贫穷落后的农村现实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反差，才真正体会到了他们所接受的 “再教育”，远远脱离了那些所预定的冠冕堂皇的美好辞藻。在农村中，草垛子的气昧、冰冷的水田、凄清的冷月、黎明时分的鸡鸣、犬吠，与知识青年如影相随；古老的碾盘、木制的水车、锄头、镰刀、斗笠、蓑衣，与知识青年相与为伴；木制的工分牌、烟熏火燎的灶堂、水缸、米缸与那巴掌大的自留地，成了知识青年的一道生命线。对知识青年施以“再教育”的贫下中农，虽然有勤劳、纯朴、善良的一面，但是另一方面，在他们的身上同样也还存在着几千年来所形成的自私、愚昧、狭隘、保守的历史局限性。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虽然曾对农民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但同时他也曾明确指出：“中国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问题”。然而，随着年轮的更替，岁月的星移斗转，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迫切需要教育的农民却成了“老师”, 一大批受过初中、高中、大学教育的知识青年却成了受教育的对象。历史给人们开了一个玩笑，同时也让不少知识青年因此而陷入了困惑与迷惘。在严酷的农村现实生活中。知识青年头脑中所想象的山青水秀、柳暗花明，婉如世外桃源般的田园美景逐渐变成了梦幻，与农村中的各种冲突逐渐变成了感慨和苦难中的挣扎。虽然当时在知识青年中也有部分人顺应了潮流，而获得了光荣与欣慰，但就当时知识青年的总体而论，也许更多的是对命运的哀叹和与命运的奋争。在《流逝的岁月》一书中所收入的《下乡第一天》、《流逝的岁月》、《我们更多的领略了生活》、《知青生活散记》、《白水河畔的青春岁月》、《在春天里回望冬天》等数十篇文章，都以各自的亲身经历，真实、客观地坦露了他们当时作为知识青年的复杂心态和一代人痛苦的心路历程。

    随着岁月的流逝，知识青年在经历了“炼狱”般的洗礼之后，开始对“扎根农村”、“扎根边疆”之类的信念产生了动摇，加之农民对上山下乡运动的不满，“挤”、“撵”知识青年的事件不断发生，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交织在一起，最终逐渐演变成了众多知识青年返城的骚动。在1978年10月18日，当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汇报提纲》时，即已有人提出“八百万人闹事谁受得了”的问题。领导者们依据他们所掌握的情况，认为1979年春可能出现闹事的高潮。面对当时知青返城的骚动，早在1978年3月，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就指出：“ 要研究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以取代过时的上山下乡做法。但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知识青年返城的道路却是极不平坦的，比之他们当年奔赴农村时所走过的道路，充满了更多的曲折与坎坷。在知识青年返城过程中，不少人所遭遇的失望、耻辱、伪善、欺骗、阴险、狡诈等社会阴暗面，给他们上了极其生动而真实的一课。在《流逝的岁月》一书中所收入的《妈妈讲述的故事》、《我与知青弟弟二、三事》等文章，都入木三分、淋漓尽致地叙说了知识青年在返城的过程中，在心理上和情感上所承受的种种痛苦。这一段历史，虽然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是它给一代人所打上的印迹却很难抹去。

    肇端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犹如一泻而下的山洪 , 在经历了九曲回澜之后，终于在70年代末停止了流淌，这场史无前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至此终于画上了历史的句号。但是，由这场社会运动所留下的历史震荡至今还没有完全消失，而且人们对它的审省也才刚刚开始。因此，人们非常希望了解它的来龙去脉；非常希望了解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真正原因；非常希望知道为什么毛泽东的一声令下，竟会如此迅速地化为亿万人的行动；非常希望透过轰轰烈烈的历史表象，去揭开隐蔽着的复杂政治背景……。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所留下的一系列历史课题 , 显然还有待于人们去发掘，去研究。

    末了，顺便说两句，时下名人作序成风，我非名人，要为《流逝的岁月》这样一部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重大历史题材的书藉写序，实有力不从心之感。好在我也曾有过一段农村工作的经历，读着《流逝的岁月》一书中的不少文章 , 常常引起我的共鸣，唤起我的回忆，激起我写作的欲望，而且出于对历史的偏爱,《流逝的岁月》一书中所包容的丰富的第一手历史资料，也令我深感兴趣。正因为如此，我才不揣冒昧地写就了《青春为历史作证》一文。严格地说，这其实是一篇《流逝的岁月》一书的读后感，在此权当代序。

             注：本文系笔者原创，作为博文录入时，对已发表原稿在文字上作了一些修改和删节。

    一位网友对我的博文《重庆市主城区危旧房改造应当高度重视全社会的广泛参与》发表了一番颇有感慨的评论。我也接触过拆迁，也曾有过这位网友的切身感遇，其所言，在实际工作中的确存在。但是，现在回过头来反思，如果换位思考，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去想一想，也许心气会平和很多；如果能再从此次危旧房改造的宗旨去思考，也许会更多的去检讨一下政府自身的工作。为此，我附上了这位网友的评论，并就此写了一篇感言。

 附网友评论

         啊哈，有见解。不过，这个工作可是真的很难办也！群众的期望值很高，要求也高。我这里一个群众的房子过去只有60多平方，也没有卫生设施，还是个死胡同。现在，我们给她改造了，有120平方左右，还配套厨房和卫生间以及单独的水、电、气。可是，她还不高兴也。还嫌结构不好，要多要一套房子也。天天扭到费。特别是在经济转型时期，国家强调以人为本，虽然多数老百姓都很通情达理。可是有些老百姓的事情，要求过高，总认为国家是个冤大头，也是很难办的哟？

 我 的 感 言

 对于此次政府改造危旧房，老百姓期望值很高，实属正常。

    第一、此次政府进行危改的宗旨是“让利于民、造福于民”，是一项民生工程，利益的权重在民。应当看到，“等价补偿”与“让利于民”是两个本质截然不同的概念。

    第二、此次危改跟黄奇凡所主张的政府“经营城市”，由政府来炒地皮的指导思想有本质的区别，城投集团、地产集团等不得从中渔利；

    第三、此次危改区别于为房地产商带来暴利的房地产开发，不允许房地产商再借机去血腥地渔肉百姓。

    此次危旧房改造，是由政府来主导，是把利益的最大空间留给了住房至今还十分困难的穷苦百姓。我认为这是薄熙来体察民情，关注民生的感人之举。另外，通过留白、增绿、提升城市形像、调整产业结构，也必将对重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而且也是寄希望于在一定程度能扭转靠出卖地皮、竭泽而渔、牺牲人民利益、无视生态环境，去盲目追求GDP的机会主义执政方略，让重庆的经济社会发展走上了又好、又快，好中求快，快中求好的正确轨道。我对薄熙来的执政理念是欣赏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各级地方政府和大小官员的思想是否真正解放了，是否真正理解了薄熙来搞危旧房改造的施政理念，是否真正把自己的立足点转过来，站在了维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上，是否真情实意地在思考，如何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不容否认，在危改中的确也存在被拆迁人提出无理要求的情况，但这必尽是极少数人，而且这种人往往得不到绝大多数群众的支持。如果坚持走好群众路线，通过群众教育群众的方式，这类问题原则上是可以迎刃而解的。即使解决不了，最后还可以诉诸法律。危改的拆迁是很难，如果政府真正做到了公开、公平、公正，而且敢于接受社会监督，同时又确实让老百姓真正得到了最大的实惠，我想谁还会吃饱了撑着，去跟政府扭到“费”？

    中国老百姓素有“民不告官”、“民不与官斗”的心态，除非官实在太过份了，才会出现“官逼民反”。另外，在超越政策规定、提出过高要求的老百姓中，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些问题也并非全无道理。

    我由衷地希望重庆的此次危旧房改造，能在官、民之间架起一座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的友好桥梁，能让这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办好。 

          重视全社会的广泛参与

    中共重庆市委、市人民政实施主城区的危旧房改造，旨在“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改善民生、提升城市形像、促进结构调整”。这一基本立足点，充分展示了新一届市委、市政府的确是在求真务实地贯彻落实党中央所提出的以人为本，民惟邦本和权为民所用，情为民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

    但是，同时也应当看到，重庆市主城区的危旧房改造，涉及到渝中区等10个区，其危改面积的总量达786万平方米，这是一项关系到千家万户、子孙后代的浩大民心工程，而且更是一项关系到重庆市城市生态环境、城市形像和城市经济社会未来发展的战略工程。对于这样一项事关民生、事关重庆未来的重大工程，应当如何把它做得更好，这中间显然有不少需要解决的难题和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解决这些难题和课题，这不仅需要市、区各级领导干部的政治智慧、领导艺术，同时还更需要重视全社会的广泛参与，要让社会享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总结历史的教训，重庆昔日的旧城改造，几乎都是行政意志、首长工程，几乎都是处于一种保密的状态。由于社会参与化程度低，群众没有知情权，致使干群关系矛盾激化，由此导致拆迁受阻，群众上访层出不穷，拆迁户上街阻断交通和围堵政府办公大楼等严重危及社会稳定的事件时有发生，甚至造成惊动全国的最“牛”的“钉子户”也因此而诞生于重庆。由于社会没有参与权，没有集思广益，没有做到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因此重庆旧城改造的规划和建设，其败笔和丑陋工程之多，也许堪称全国大城市之最。在这些败笔和丑陋工程中，有相当一部份是由少数人所搞的“政府形像工程”和“首长工程”。渝中区解放碑地区的一片密不透风的“钢筋混泥土森林”，主城区两江四岸的一些杂乱无章的建筑物，就是其典型。由于社会没有民主监督权，于是在旧城改造中，也给一些腐败官员提供了可乘之机。他们肆无忌惮地贪污受贿，与不法开发商狼狈为奸，相互勾结，不仅疯狂地出卖和鲸吞国家利益，同时还滥用政府公权，凶残地渔肉百姓。这些年来，因在城乡规划建设中贪脏枉法而落马的腐败官员，其人数之多、贪污受贿金额之大，简直达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不久前所披露的原市规划局局长蒋勇，原渝中区区纪委书记郑维、副区长王政等一批腐败案，就是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铁证。

    其实，社会的广泛参与，给社会以知情权、参予权、监督权，这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最基本的要求。马克思在分析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时，曾经高度地评价了巴黎公社的政治形式。他认为，公社是“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他批判资产阶级政治是“统治阶级中各个争权夺利的党派和冒险家彼此争夺的对象”；他指出，公社彻底改变了这一现象，而且是在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下，公开地、朴实地、光明正大地进行工作。在这里，马克思高度赞扬了巴黎公社透明的政治形式，而且强调了未来社会的政治活动应当是充分公开的，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体现社会的民主原则。党的十七大，结合中国国情，从更高的层面上阐述了应当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予权、监督权。“汶川大地震”，其信息真实、全面、及时的向全社会公开披露，举国上下的广泛参与，救灾款、救灾物资的公开、透明和广泛的社会监督，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了党中央是在切实践行保障人民群众的上述基本权利。也正因为如此，于是才形成了全国上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历史一幕。在这里，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己于2008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其中己经十分明确地将城乡建设和管理的重大事项列入了政府信息公开的范畴。

    鉴于历史的教训，面对当前新的形势，重庆市主城区的危旧房改造，显然必须彻底摈弃过去那种把社会作为对立面，对社会进行信息封锁的错误之举；显然绝对不能再采用过去那一套“背靠背”、“分而治之”、“各个击破”、诓骗、威胁、非法暴力强拆等以被拆迁人为“敌”的非人性化的极端错误的作法；显然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搞“神密化”，由少数人“闭门造车”，凭“长官意志”去胡乱的规划建设；显然必须把权力的运行置于“阳光”之下，接受社会的公开监督，以防止权力滥用和腐败的发生。然而这一切，显然都需要社会的广泛参与，都需要给社会以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让社会广泛参与，让政府的信息公开，让相关的政策透明，让行政机关的职责权限、办事程序、办事结果、监督方式等信息能够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知晓，让人民群众享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这不仅将有利于人民群众监督政府部门正确地行使行政权力，实现依法行政，防止行政权力被滥用，同时还将有利于行政机关更好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更好地去聚民意、凝民心、集民智，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行政水平和工作效率，而且也更有利于监督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依法办事、廉洁奉公。另外，还应当看到，重庆市主城区的危旧房改造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的重新规划和建设，也绝非少数人所能胜任。它需要社会的广泛参与，需要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千百万市民的意愿选择和宝贵智慧，尤其更需要吸取来自各个方面的专家的意见。而且社会的广泛参与，这本身也是主城区危旧房改造进行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的必然要求。由于危旧房改造工程从动迁到最后完成，其时间跨度大，涉及面广，因素众多，问题复杂，而且其中有不少工作环节和子项目的运作极容易被“潜规则”所左右，这往往也极容易给不法奸商和腐败分子提供可乘之机。为了从“源头”上防止腐败的发生，这显然更需要社会的广泛参与，更需要给社会以监督权。中纪委书记贺国强曾经指出，权力运行的公开透明是有效的“防腐剂”，要适应人民群众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新期待，要依靠人民群众的监督来促进政风、行风建设，这就需要真正把知情权、参与权、评判权、监督权交给群众。

    为了在主城区危旧房改造的过程中，把社会的广泛参与真正落到实处，笔者现就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建议市、区各级政府应当把解放思想与主城区危旧房改造的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解放思想要有更高的境界，要全面、深刻地去理解薄熙来书记所强调的，主城区的危旧房改造要让利于民和造福于民的指导思想。要充分认识到人民群众才是思想解放的主体，同时也是各级政府施政、执政和进行危旧房改造的的利益主体。因此，要把发扬民主作为解放思想和实施危旧房改造的重要途径；要把人民群众的呼声和需要作为危旧房改造的决策依据；要把人民群众满意或不满意作为检验解放思想和危旧房改造成效的标准；要把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解放思想和危旧房改造的出发点和落足点。要更新观念，树立公仆意识，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要改变工作作风，深入群众，求智于民、问计于民，要从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实践、新创造中去汲取解放思想和实施危旧房改造的智慧和力量。要鼓励说真话，办实事，求实效。

    第二、建议按照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的要求，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主城区危旧房改造的决策机制，要扩大社会的决策参与度。按照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原则要求，应当从制度设计和组织形式上切实保障社会的决策参与权、表达权。对于涉及危旧房改造的重大事项，应当广泛征求民群众的意见，要进行充分的协商和协调；对于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要认真组织专家进行科学论证、提供技术咨询、作出决策评估；对于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应当实行公示、听证等制度。另外，在危旧房改造的过程中，不仅要有一套决策协商、决策咨询、集体决策、决策批准、决策监督、决策问责等较为完善的决策程序，同时还应该增加体现民主公开要求的决策环节，强化体现民主公开要求的决策措施，落实体现民主公开要求的决策制度，要坚持阳光决策，要让社会正确的建议、意见和人民群众合理的诉求在政府的决策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第三、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公开条例》的规定，建立和完善主城区危旧房改造的信息公开制度。要搭建信息公开的平台，采用适当的方式，按照“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的要求，把危旧房改造的相关政策、执行权力的主体、内容、程序、规则和结果等信息，公诸于社会，以保证社会真正享有知情权。主城区的危旧房改造工程应该是一个“阳光工程”，而要成为“阳光工程”就必须要以信息公开为前提。由于在危旧房改造权力执行的过程中，包含诸多环节和大量信息，如果对人民群众不予公开，或者公开程度不够，那么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则必将成为一句空话，而且也极容易为某些人搞暗箱操作或贪污腐败提供便利。为了提高权力执行的透明度、公信力和社会的知情权，显然还需要建立和完善对主城区危旧房改造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考核制度、社会评议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

    第四、建议主城区的危旧房改造，在发挥好党内监督、法律监督、民主监督、舆论监督的同时，还要进一步强化人民群众的监督。应当看到，目前我国处于体制转型期，监督虚置和监督乏力的问题非常突出，以致出现“上级监督下级太远，同级监督同级太软，下级监督上级太难，组织监督时间太短，纪委监督为时太晚”的情况。因此，“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存政举，人走政亡。”为此，主城区的危旧房改造必须要有一套完善的申诉、检举、控告制度和群众监督员、群众评议等制度。同时还应当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在危旧房政造工作中推行“下评上、民评官、企业评机关”的干部评议制度，要把群众监督真正落到实处，以规范干部的从政行为，以确保危旧房改造工作健康有序地顺利推进。

    重庆主城区的危旧房改造工程是一项利国、利民，功在当代、泽被子孙的伟大工程。同时，它也是一柄“双刃剑”。真正搞好了，丰碑将在人民心中矗立，而且必将青史留芳；如果搞砸了，或者出的问题太多，恐怕也会遭至天怒人怨，贻笑后人。为此，笔者由衷地希望执政者要缜密思考，慎重决策，稳步推进。而且尤其要警惕：“‘歪嘴和尚念歪经’，不法之徒乱行政；欺上瞒下说假话，贪污受贿害百姓。”

     当如何加强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几点建议

    重庆是一座具有3000年辉煌灿烂历史的文化名城，是一座曾经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线远东指挥中心的不屈之城，是一座以红岩精神为代表的英雄之城。根据国务院正式批复的新修编的《重庆市城乡总体规划》的要求，重庆应当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主线，构建以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镇、历史文化风貌片区、整体山水城市环境为基础的多重保护体系，以继承和展示重庆的历史文化和山水城市的特色。

    作为重庆母城的渝中区，较为集中和具有代表性的凸现了重庆的历史文化积淀和重庆山水城市的风彩。当前，在面临重庆市主城区危旧房改造的新形势下，渝中区将承担全市三分之一的危旧房改造任务。面对渝中区旧貌换新颜的历史发展机遇，渝中区应当怎样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这显然是需要决策者予以高度重视和全社会应当予以充分关注的重点课题。

    根据渝中区文广新局自2007年9月以来所开展的第三次文物普查，和渝中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近年来通过实地调研所得来的资料表明：目前渝中区己列为等级保护单位和文物点的历史文化遗产共有93处。其中，国家级文物有中共中央南方局及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等3处。市级文物有通远门及城墙等30处。另有重庆直辖前的原市级文物抗建堂等7处。区级文物有谢家院子等24处。文物点有明、清客栈等29处。在上述文物中，除东周巴蔓子墓外，其它均为明、清、民国及抗战时期的文物。此外，通过试点开展的对抗战遗址专题调查所取得的初步资料表明：重庆全市记录在册的抗战遗址共有266处，其中有189处在渝中区。在渝中区近期即将折迁的25个片区中，现己查明将涉及到国家级文物2处，市级文物5处，区级文物5处，文物点7处，另有新发现的、有待于作进一步鉴定的文物点42处。

    鉴于渝中区是重庆市历史文化遗产的富集区，同时又是重庆市山水城市的风貌展示区，为此，现就渝中区在危旧房改造的过程中应当如何加强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一、在危旧房改造过程中，全区上下应当站在历史和世界的高度，牢固树立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观念。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观念最早起源于19世纪，当时主要局限于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大量的城市重建的过程中，则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关注。继1933年《雅典宪章》之后，于1964年所通过的《威尼斯宪章》，即充分肯定了历史文物建筑的重要价值和作用，并把它看作是人类的“共同的遗产”，同时还认为，“为子孙后代而妥善地保护它们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不走样地把它们的信息传下去。”
　　从20世纪7 0年代至今，在30多年的时间里，人们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理解和认识经历了一个更加全面、更加理性的过程。其总的趋势是对历史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的认识更加深化，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取向更加神圣，在历史文化遗产的理解中加上了更多的人文内容。在保护方法上，也由过去单纯的文物修复，演进为多学科共同参与的综合行为。
    我国悠久的历史赋予了中华民族博大而丰富的文化遗产。早在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所颁布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中，就将“保存古迹”与“救贫事业、贫民工艺、救生会、救火会”等一起作为“城镇乡之善举”，并将其列为城镇乡的“自治事宜”。

    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和政府一直重视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工作。1985年11月2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并批准了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决定。同年12月16日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总部，我国正式签署了加入“公约”的文件，慎重向国际社会作出了为全人类妥为保护中国境内世界遗产的庄严承诺，从而开启了中国和国际社会一道保护人类共同遗产的历程。2002年，我国重新修订了《文物保护法》，同时国务院还颁布了《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文化部还以部长令的形式颁布了《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等30余项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2005年12月，国务院又下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专门成立了由15个部委组成的的全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导小组。《通知》还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中国国家“文化遗产日”。 党的十七大则更进一步明确指出，要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高潮，并对此作了大篇幅的全面阐述，同时还提出了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文化共有精神家园、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等重要精神。十七大的精神，显然应当成为渝中区在危旧房改造过程中实施对历史文遗产进行有效保护的重要行动纲领。

    同时，人们还当该看到，在21世纪，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和文化的多元化，己经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重庆作为未来的国际化大都市，渝中区作为未来国际化大都市的中心城区，显然更应该用世界的眼光来看待对渝中区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今天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全世界的位置已经和过去大不一样。在“功夫”盛行欧美之后，中国的二胡已经拉进了维也纳金色大厅。这表明在中国经济开始强大以后，中国的文化也正在开始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尊重。

    二、在危旧房改造过程中，应当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增强全区上下的法制意识，坚持科学决策，加强民主监督，建立完善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机制。

    一栋老建筑，一处文化遗址，包容着城市的某种回忆，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文化。如果在渝中区的危旧房改造过程中，短视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显然就是对城市历史和文化的背叛。渝中区的历史文化遗产是祖先留下来的珍贵财富，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它直接关系到地方优秀文化的保护、延续和利用，关系到增强人民群众的凝聚力和创造力，关系到渝中区在全国和在国际上的形象。为此，渝中区迫切需要有针对性地切实加强以下七个方面方面的工作。

    第一，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领导，进一步端正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指导思想。渝中区人民政府应当充分认识到保护和管理好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坚持保护第一的原则，正确处理好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与危旧房改造的关系。决不能以牺牲和破坏历史文化遗产为代价，无限度地开发利用，以换取暂时的“经济繁荣”。危旧房改造要和《文物保护法》相衔接。不能今天违法乱建是政绩，明天拆除清理也是政绩。要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纳入城市建设规划，纳入财政预算，纳入体制改革，纳入各级领导责任制，要将街道和政府有关部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责任进一步具体化，确保工作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投入到位。
    第二，要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克服多头管理、政出多门的现象。这是加强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的关键。一是区政府要加强统一管理。建议设立渝中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协调领导小组，由区政府领导牵头，由有关部门负责人参与，或者建立渝中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联席会议制度，负责协调解决渝中区历史遗产保护和管理中的重大问题。二是按照《文物保护法》和国务院办公厅〔１９９５〕２３号文件的规定， “国有不可移动文物”和“风景资源属国家所有”，因此必须从制度上保证，任何人、任何部门不得作出转让、抵押或变相出让，不得作为企业资产经营。三是为了提高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总体管理水平，渝中区应当逐步解决文物管理部门管理层次过低的问题。
    第三，对渝中区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要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从保护渝中区历史文化遗产的实际出发，制定和完善地方性保护条例和管理规章，要明确保护管理工作的具体制度、保护标准、保护目标和相关的行政、法律责任。要抓紧制定渝中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明确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范围、保护措施和保护目标，并按程序报批。规划一经批准就要严格执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擅自调整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范围内，要坚决禁止乱搭乱建，拆旧建新，要坚决杜绝乱修乱建乱迁现象的发生。对于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中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以及因失职渎职而造成历史文化遗产破坏、毁坏的，要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第四，要坚持科学决策，加强民主监督。建议建立渝中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咨询制度，设立由多学科专家组成的咨询委员会。凡属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在决策前要经专家委员会论证。要把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工作置于全社会的监督之下，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和群众的监督作用。要建立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监测制度，定期派出监测组，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专项法规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五，要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队伍的建设，提高管理者素质。要通过深化改革，精简机构，分流和压缩行政管理人员，让专业人员达到一定的比例。要引入竞争机制，延揽人才。专业人员要经过培训，持证上岗，切实承担起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监测、研究责任。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机构的负责人要加强学习，接受系统培训，不断充实更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业务知识，提高管理水平。
    第六，要加强财务管理，加大对保护经费的投入。根据文物管理部门“收支两条线”的原则，渝中区应将历史文化遗产的各类收入纳入财政，实行专项管理。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特许经营机构的收益，必须要严格监督其用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管理机构及其人员，要严格核定编制和预算。区政府应当设立渝中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专项经费。
    第七，要加强宣传教育和科学研究，有力地推动渝中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事业。通过宣传引导，普及与历史文化遗产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知识理念，要让更多的人去分享历史文化遗产对人类和社会发展所蕴涵的丰富价值，形成全社会都来关心、爱护并参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风气。同时，要认真研究国内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工作的规律，吸收和借鉴国内外的先进经验。要充分重视高新技术在保护管理工作中的作用，增加保护管理和研究工作的科技含量。要尽快建立渝中区的历史文化遗产管理信息系统，采取现代技术手段，加强对渝中区全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情况的动态监测。

    三、在危旧房改造过程中，必须坚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先行。规划的制定，既要要尊重历史、面对现实，更要放眼未来；要突出渝中区历史文化的个性特色；要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为了切实抓好渝中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制定，现就此提出如下四个方面值得重视的问题。

    第一，规划要立足于构建渝中区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系。这一体系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层次：一是文物古迹的保护；二是传统风貌历史街区的保护；三是历史文化名区的保护。由这三个层次构成一个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完整体系。文物古迹看似孤立，各不相关，但是通过保护规划，可以把文物古迹和能够提示历史文化的各类标志物从空间上组织起来，形成网络体系，以便于人们建立起对历史文化渊源的认识和理解。对于传统风貌历史街区，要按照《紫线法》规划确定保护范围，要注意�